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揭示个人信息无感泄露新动向
个人信息侵权往往并非源于单一显性泄密，而是潜藏于日常不经意的授权与交互之中。近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集中发布了一批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案例，直指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新形态与新动向。在出行、就医、置业乃至身后权益等场景下，大量信息在当事人未知情、未授权的状态下被采集、流转甚至倒卖，一条成熟的黑灰产业链已然形成。
这类侵权行为多披着“合法授权”或“服务必需”的外衣，隐蔽性极强。以航空外包客服舒某为例，其利用职务便利查询明星艺人航班信息并在特定群组出售，涉及30余人和100余架次航班，非法获利1万余元。法院判决其有期徒刑十个月、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3万元。另一起案件中，林某团伙通过虚假招聘骗取简历，将87万条个人信息销往境外，涉案金额达746万余元，21人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这些案例表明，信息泄露常源于履职权限被异化为牟利工具。岗位权限并非违法的“绿色通道”，混淆“有权查询”与“有权处置”会导致信息在正常业务流程中无形流出。医院、航空公司等机构掌握海量敏感数据，内部人员超权限查询、倒卖诊疗或行程记录，是当前此类犯罪的新特点。依照刑法，非法获取、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且情节严重的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将从重处罚。
强制获取信息是另一大盲区。许多消费场景存在“不同意就不能用”的强制授权，如扫码点餐需绑定手机、办理会员需上传身份证。潘某、范某等人组建团伙，假借激活医保电子凭证之名，骗取两万余名老年人的姓名、身份证及人脸信息，批量注册支付宝账户后倒卖获利180余万元。25名涉案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至三年九个月不等，并处罚金。
此外，账号注销后信息未“清零”问题也备受关注。即使服务结束，信息保护义务不终止。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，个人信息保存期限应为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短时间。处理目的已实现或停止服务时，处理者应主动删除信息，而非等待用户请求。若非法留存并出售信息达到立案标准，可能构成犯罪。今年5月，大兴检察院发现某马拉松主办方将38万余张含人脸信息的参赛照片在直播平台公开，抓取实验显示199.3秒内可抓取2225张照片，且平台未设置有效防批量获取措施。
对于“搜得到”是否等于“随便用”，答案是否定的。公开可查的信息也需受到法律保护。面对隐性侵权，消费者应追问采集必要性，保留证据并依法主张权利。商家不得以非必要授权作为服务门槛，处理人脸等敏感信息需履行更严格义务。个人发现信息可能流出时，可要求机构说明情况，涉嫌犯罪的应及时报案。
